打擊中緬非法木材貿易的契機正在當下，2015年新年伊始，緬甸軍方突襲了由地方武裝實際控制的克欽邦內一砍伐現場，逮捕了155名中國公民。這起在當時看似是混亂的權力爭斗中的偶然事件，如今應當被重新定義，成為中緬雙方真正合作打擊非法砍伐和非法木材貿易的轉折點。

令很多當地人意想不到的是，這起抓捕以及后續戲劇化的審判和大赦會釀成一起全球矚目的外交事件。在克欽邦伐木或運輸木材的中國工人稱，追捕和暴力事件堪稱家常便飯——一名常年在緬甸運輸木頭的云南籍司機回憶說，他曾看到幾個湖南伐木工不幸踩到了地雷，“被炸得粉身碎骨”。盡管被諸多中國木材商形容為“血汗生意”，許多中國勞工為求生或者致富，仍孤注一擲甚至舉債入緬。在上述實行抓捕行動的山頭，據報道當時有至少1600名中國公民在附近山頭進行作業。

事發后，中國媒體將這些被捕的勞工渲染為緬甸政府與民族政治團體之間爭奪資源和權力斗爭的犧牲品。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因“非法砍伐”而被捕的中國人實際上確是“非法砍伐”的受害者之一，緬方沒能對從事非法活動的主要團伙進行懲罰。在新近發布的一份報告中，EIA詳細描述了藏匿于鎂光燈之外、操控中緬陸路木材貿易的個人及其商業網絡。在混亂的表象之下，這些網絡構成了分工明確的供應鏈，依靠腐敗、金錢和監管的缺位將緬甸木材暢通無阻地運入中國。這種非法木材貿易每年價值數億美元，而在緬甸被捕的中國勞工，則是利益鏈上比較底層的一環——例如一位被捕司機的日工資不到50美元。

無疑，緬甸薄弱的森林施政能力、鄰近中國的地區內的權力沖突使得非法砍伐難以得到有效控制。然而，環境調查署的調查結果顯示，要有效治理緬甸的非法砍伐活動，首要任務是要杜絕從緬甸到中國的非法木材貿易。

緬甸法律要求所有木材從仰光港離境，因此EIA和其他組織所記錄的數量龐大、歷史悠久的陸路中緬木材貿易均屬于非法。中緬陸路邊境的絕大部分，都在云南省境內。正如EIA的報告所揭示的，云南的企業在中緬非法木材貿易中扮演了重要一環。對中國海關數據的分析顯示，在2014年，中國從緬甸進口的原木的絕大部分（70%的柚木原木和95%的紅木原木）由四十余家位于云南的貿易公司進口；在2013年，94%進口到中國的緬甸林產品，是經云南昆明海關（管轄云南二十多個口岸）進口。

盡管緬甸從2014年4月1日起禁止原木出口，該國目前仍是中國的第五大原木供應國（按量計算）。三份增值稅發票顯示，就在上述勞工被捕事件發生前后一周，他們的老板從緬甸進口了300余噸原木，并向國家金庫繳了稅。

中緬跨境木材貿易歷史悠久，雙方在過去曾經就打擊非法木材貿易采取過實際行動。例如2006年5月，云南省政府出臺了管理緬甸和云南之間木材貿易易的新規定。這項規定要求預先核準木材“合作項目”，并要求木材進口企業進行登記（每個縣的指標是五家進口商），有關項目需要得到緬甸中央政府批準。這項措施只在短期抑制了貿易，非法跨境木材貿易已經反彈，在近年恢復了峰值流量。

中緬雙方已經就林業治理和貿易展開了會談。年初155名中國公民在緬甸被捕這一事件以及EIA對非法中緬木材的調查分析，應當為尋求解決方案的雙方提供一個更為明確的方向。

中緬雙方要在林業治理和貿易的對話中取得實際進展的首要條件，是中方作為進口國能尊重緬方法律對木材出口的限制，并且落實相依法律政策以阻止所有緬甸法律（包括原木禁令）認可為非法的木材進入中國。如我在另一篇博客中呼吁的，中國急切需要有一部可執行的法規，以阻擋非法木材入境。

在上述法律到位之前，中方可以立刻就現有政策采取措施：

一、修改《云南省對緬木材礦產合作管理暫行辦法》，尊重緬甸的原木禁令，停止核準進口原木；

二、依據緬甸有關法律，修改《云南省對緬木材礦產合作管理暫行辦法》以暫停所有公司從陸路進口緬甸木材的資質，并且就目前有緬甸木材進口資質企業的具體操作進行調查——EIA 調查和海關數據顯示，有資質的云南貿易公司向無數個體戶提供商業服務，以公司名義、以邊境小額貿易形式進口緬甸木材幾乎是行業慣例，其操作方式涉嫌違反《邊境小額貿易和邊境地區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管理辦法》第14條規定；

三、紅木占據了中緬木材貿易的重頭，中方有關部分應當盡快提高對緬甸紅木的進口管制。根據《野生動植物進出口證書管理辦法》，緬甸的紅木原木和厚板材目前接受“物種證明”管理，其出口需要“提交合法來源證明”，但其進口僅需要原產地證明。

全球木材市場正在日趨采取法律監管措施，將非法木材排除在供應鏈之外。打擊中緬非法木材貿易的契機正在當下，這不僅有利于雙方的長期戰略合作，也有利于提升雙方在全球木材市場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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